1949年12月24日，南寧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龍州關和南寧支關的軍代表徐治邦、龍州關稅務司何寶琛在“上開各物，接收無訛、移交無訛”的《接管龍州關及南寧支關職員檔案公款公物清冊（1949年12月9日造報）》上落下印信。這份清冊，見證了廣西地區洋關治權告別歷史舞臺，開啟了海關主權回到人民手中的新征程。
隨著中英《煙臺條約》（1876年）、中法《續議商務專條》（1887年）、中英《續議緬甸條約副款專條》（1897年）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，廣西相繼開放北海、龍州、梧州和南寧等地為通商口岸，設立洋關。上述洋關設立后，雖仍有清政府委任地方行政長官兼任海關監督，但行政、業務、財政、人事等實權盡操于洋人稅務司之手。帝國主義利用把持洋關的特權大搞經濟侵略，干預貨物進口，為侵華服務。據統計，解放前廣西4關先后有15個國家的112人充當稅務司，稅務司要求關員“忠關”，不準同中國政府接觸，不準參加政治團體。
按照中法《續議商務專條》規定：“凡由北圻入中國滇粵通商處所之洋貨，即按照中國通商稅則，減十分之四，收納正稅，其出口至北圻之中國土貨，按照中國通商海關稅則，減十分之四，收納正稅”，這比協定關稅值百抽五稅率還低，且執行了近40年之久。
當時，北海、梧州、龍州和南寧等通商口岸，商船可先向領事館報告再轉知海關，外商按領事簽證貨單遞交海關辦理。外國商船自由出入，通商口岸一度成為列強傾銷商品的集散地。進口貨物以鴉片、棉花、羊毛、煤油、火柴為大宗，出口主要是土特產和原材料，入超額極大，使得廣西家庭作坊、手工業瀕于破產，海運業陷于困境。大量鴉片以“洋藥”之名合法輸入，每100斤收稅銀30兩，僅北海口岸1877年至1912年就輸入1.22萬擔。
此外，舊中國海關稅務司超出海關統計的職能范疇，將關內及地方發生的事情向總稅務司密報。各關稅務司每10年編寫一本《十年報告》，記述當地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財政金融、交通運輸、人口、郵政、教育和人文地理等方面的內容，這是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洋關超越海關職能攫取情報的真實反映，暴露了洋關為帝國主義列強侵華服務的本性。
1949年12月，人民解放軍將紅旗插上鎮南關（今友誼關），廣西全境解放。解放軍39軍116師37團派人收繳了龍州關和南寧支關武器彈藥，各地軍事管制委員會相繼派出軍代表接管梧州、龍州、南寧、北海和東興等舊中國海關。奉華南海關處令，9日起龍州關所用文件、關單、會計簿冊，一律停用英文，改用中文。15日起東興國際橋恢復開放，正式開始人民海關業務，海關行政管理權、關稅自主權和人事管理權等主權回到人民手中。
廣西各地海關貫徹中央“改造、利用”方針，改造舊中國海關，建設人民海關。廢除舊中國海關不合理的規章制度，解除與海關無關的巡衛海疆、港務管理等職能，根據把守國家 經濟大門的指導思想，有效地開展以許可證為證據的監管制度，對各種貨物和貨幣的輸出輸入執行監督管理，征收關稅，與走私進行堅決斗爭等工作，并執行了一系列的特殊性監管任務，積極履行新海關職能。
1950年下半年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政策，妄想以封鎖、禁運來扼殺新中國經濟。廣西北海、梧州和東興等地海關積極配合國家的政治、經濟斗爭，對搶運物資盡量簡化手續，用海關簽發的證明書作為搶運物資報驗的臨時許可證，為粉碎封鎖禁運起到新海關應有的作用。
1951年，南寧關為保障中國和越南貿易正常開展，工作重點一直在中越邊境，先后在邊境沿線設立工作組、監管站、辦事處、支關等分支機構多達27個。中越簽訂邊境貿易協定書以及開放中越邊境小額貿易后，邊境居民互市小額貿易和地方貿易十分興旺。
長期以來，南寧海關努力完成國家賦予的進出境貨物、行郵物品等監管，征收關稅，查緝走私，編制海關統計和辦理其他海關業務等職責任務，為廣西經濟發展作出重要貢獻。如今的南寧海關正以新的姿態啟航新征程，踐行新使命，奮力推動關區工作再上新臺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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